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其中，中小企业缴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增加，人们往往会寻找更多的投资渠道，但由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有待完善，广大消费者投资渠道有限。
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为分散，应予以规范，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性和稳定性：同时，应进一步丰富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改变目前以直接优惠为主的税收扶持政策，引入设备折旧、费用扣抵等方式对现行的税收优惠手段予以完善。2011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8.7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万元，实际增长6.5%，未跑赢GDP增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817元，实际增长9.2%，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基数较小，增长的绝对量并不多。农村市场巨大，但落后的生产方式、较低的生产效率和产业化水平、逐步减少的耕地数量、农业的弱质性等因素，使得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农民增收缓慢，农村巨大的市场潜力仍有待进一步开发。其次，一些行政政策限制了消费需求。
一、需求与经济的关系 1.需求总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其次，改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第五个方面是围绕城镇化的改革。
在刘胜军看来，三中全会应进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央企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改革，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赖于习李等意欲推动改革的政治家、民众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国很多的社会乱象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法治。对于相当部分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缺乏兴趣，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多修几条路、多盖几个机场和地铁等。现在的央企没有背景的人几乎进不去。
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要把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转到公共服务上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因此，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设计相当关键。它人为破坏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看似是保护投资者，其实保护的是寻租特权和空间。首先要加快取消政府审批权，其次要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再就是政府要瘦身，当前中国官僚体系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央企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权力合法套现的工具，很多央企高管都来自政府部门，拿着动辄数百万元计的年薪。
第四个领域是国企改革，核心是央企改革。对习李而言，可以将相对敏感的问题如司法改革等放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但经济领域的问题在第一个任期内一定要解决，包括打破央企垄断、利率市场化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他还对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由官僚集团来制定的表示了担忧。
城镇化过程中的另一敏感话题，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不光是为了推进城镇化，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因为中国农业基本还停留在小农经济，要打破这一局面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实现土地的大规模集约化作业。
但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存在风险，就是可能出现对农民的大量掠夺，导致农民失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最终成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他表示，银行应是一个公众资本的行业，同时在当前公司治理、法治还不健全的环境下，如果民营资本控制某家银行，难免会出现一系列风险，最终由政府来埋单。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取决于各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因此吴敬琏说，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这块改革很困难，是触动既得利益最明显的一个环节。还有IPO的审批制一定要改成注册制。这也是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一直迟迟没有推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上市变成一种特权，只有极少数企业才能上市，市盈率畸高，还存在很多严重的腐败行为。
来源:中国经贸聚焦 进入专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 经济改革 。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就其中的民营银行问题，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并不等同于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我个人比较反对这一倾向。更进一步而言，央企已成为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中央也已明确将全面深化改革——而是改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速度有多快？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专访时，知名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24.87, 2.26, 10.00%)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央企领导目前都是由组织部任命，不符合政企分开的原则。
他表示，三中全会将出台的改革方案，应是涵盖未来10年的路线图，其间有难有易，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目标，需要分阶段分步骤逐步达成。我们鼓励民办银行，但股权应该分散化，对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要有上限。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总体而言，目前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前景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包括央企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改革的速度有多快？ 央企改革首先要做的是严格执行反垄断法，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央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央企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至为关键，但刘胜军坦言，央企改革最难，因为正如前述它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目前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参与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垄断国企妨碍竞争秩序和与民争利，二是借助审批权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这一改革方案，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是未来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政府也要将财务状况及时向全社会公开。这是非常现实的因素，中国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执行不够，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基本靠的是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有限的非正常途径。
因此，要真正推动改革，还需政治家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最后一方面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
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无法提升，其原因在于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其中核心是户籍制度。第三个方面是财税改革。至于城镇化涉及的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因过度管制而导致供给不足，完全可以通过鼓励民营资本办学校、办医院，给市场释放出空间，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过去多年央企腐败大案发生不少，但对体制改革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推动。
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计划生育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等政治层面的改革。在刘胜军看来，三中全会应进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央企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改革。
必须提高财政透明度，让人大真正发挥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当然，第二个任期的作为空间会更大，因为经历五年后其政治资源更多，地位更稳固，推动改革更容易，而且面临换届可能也没有更多顾虑，更能放开手脚。
能否告别旧模式、转向新模式，关键就靠改革，靠三中全会拿出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来。中国实际上正站在一个转折点，要对过去30多年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低质量高污染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说再见，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面对的危机、政府债务、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都是由这种模式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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